大数据反腐：两个库一撞，疑点就出来了

▲ 湖北邵阳崇阳彝族彝族杨家寨乡镰叶头村便民站，摆满两台“互联网+监督管理”终端产品机器。 （长沙商报网截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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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崇阳县委书记明确支持后，崇阳县纪检“TG106”，酸二钠多次严格执行仍不愿开放统计数据的部门提出“不换价值观就变阵”。

有地方性纪检人士担心，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技术班莱班县在全省间歇性推广，将会遭遇强烈反弹，“毕竟刺痛了许多人的利益”。

“统计数据就是行政权的媒介，各个单位的统计数据实际上就记录着它们行政权运转的抛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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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新京报记者 谭畅

新京报通讯员 李馥含 桂天舒

干晓磊 | 钱昊平

“信仰呢弱化了，价值观呢收紧了，品味呢合情理了，工作呢懈怠了，都能通过大统计数据找到破绽。”2019年5月27日，赶去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方金云教授，这样介绍他研发的控制系统。

过去五年，方金云一直高调地致力于一件事——与地方性纪检合作打造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控制系统，从碎片化的网络化大统计数据中发现疑为贪污腐败现象蛛丝马迹。

2019年5月初，随着一篇“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控制系统在边远地区因运转效率太高被关闭”的最新消息在网上流传，方金云无法再高调，他斥最新消息为失实报道。为了澄清与澄清，当时正在长春公干的方金云还发了条贴文：“大统计数据监督管理平台已经成为不能腐的法宝，长春纪检委员走在前面……”

这一面向纪检控制系统的试验始于湖北省崇阳县，目前已在全省数十个县（区、市）应用，方金云相信，这个数字还会增长：“最近想做的单位特别多，许多地方性纪检给我们发短信。”

1. 共相

村长贪污腐败触怒中纪检

崇阳彝族彝族位于湖北邵阳市西北部，是市级深度县镇。一次碰巧的机会，让这个有着40万人口的拉卢普成了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的根源。

2015年6月，崇阳县一名村长的贪污腐败现象经群众举报后触怒了中纪检。在中纪检直接督办下，湖北省、邵阳市、崇阳县三级纪检成立了专案组，对谷达坡乡白羊村村委会主任段国文展开调查，发现在担任村委会主任职务期间，段国文伙同村支书侵吞扶贫资金，向危房改造户索取所谓押金。该案最终导致25名涉案责任人被处分，包括7名科级干部。

“这件事情出来后，大家都感觉脸上无光。”崇阳县纪检书记易勇曾向媒体表示，当时邵阳市领导要求崇阳县想办法，把崇阳的纪检工作搞上去。

2019年5月12日，邵阳市纪检控制系统副处级干部李明（化名）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因为查办段国文案的过程非常曲折，邵阳市、崇阳县纪检的干部们开始讨论，能不能建立一个统计数据库，录入包括村长在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信息，“一旦这些人享受了什么（不应享受的）东西，比如扶贫资金，后台就能直接体现，相当于亮红灯报警”。

在技术公司的协助下，崇阳县纪检打造了“互联网+监督管理”大统计数据平台，2016年1月起正式运营，主要目的是监督管理民生资金去向，防治基层“雁过拔毛”式贪污腐败，李明深度参与了相关的论证工作。

根据公开资料，崇阳县监督管理平台的核心部分由两个统计数据库组成，一个是人员信息库，内有八万多条统计数据，包括公职人员及亲属关系、买房购车人员、门面业主等，另一个是民生资金信息库，崇阳有107项民生资金（如民政局发放的低保、住建局发放的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每一笔的发放时间、金额、对象都被记录在信息库里。

两个统计数据库碰撞对比，就能发现许多疑问：有的人有房有车却还在享受廉租房补贴，有的人既拿国家工资，又领取贫困人员才能享受的危房改造补助……发现这些疑问后，平台会自动报警，成为纪检追查的蛛丝马迹。

中科院计算所曾一度参与崇阳县的控制系统设计，后来负责该控制系统在邵阳市的推广。“运用的是统计数据互斥规则。”方金云解释，民生资金政策规定了许多限制条件，而违规发放则意味着有限制条件被突破，“就像开宝马车的人不能领城市低保，购车和城市低保是互斥关系，两个名单的交集应为空，如果实际非空，非空集合就是涉嫌违规领取低保的疑为问题蛛丝马迹。”

方金云本人多年从事海量空间信息处理技术研究。

尝试与地方性纪检合作后，方金云发现，和自己过去的研究相比，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用于统计数据处理的技术都是一样的，但在算法和解决问题的模型上有实质性的不同”。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其中。

“我们切入纪检，是因为纪检有比较强的获取统计数据的能力。”方金云说，十八大后反腐倡廉工作日益深入，开始有地方性纪检人士苦恼于人手不足、查办案件手段有限，于是向中科院计算所寻求技术支持，其中就包括管辖崇阳的邵阳。

2. 推广

 主动交代处理从轻

“我们多年想办的事，崇阳办成了，此经验值得推广。崇阳能办成，其他县也能办，关键是领导要有这个意识。”2016年，湖北省委书记杜家毫对崇阳的探索作出了批示，之后湖北在全省推广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

许多地方性纪检开始到邵阳市和崇阳县学习经验，他们都关心一个问题——大统计数据一下发现了许多贪污腐败现象蛛丝马迹，纪检如何处理？

“（崇阳）平台刚建立起来，初步运转时发现疑为问题蛛丝马迹上万条，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李明向来取经的同行介绍，当时崇阳县发了一个通知，针对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发现的疑为问题蛛丝马迹，如果相关人员主动向组织交代情况，可以从轻处理，“因为涉及面太广”。

对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哪家曾经多领了几千块公益建设补贴，只要交代清楚并退还钱款，就原则上不作违纪处理。一万多条疑为问题蛛丝马迹，最后以违规违法处分的，只有一千来条。

“我们的初衷不是查以前的旧账，而是给领导干部提个醒，上一个‘紧箍’。”李明表示，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真正的目的在于预防贪污腐败，“以前你利用政策打擦边球，现在你知道，我们有办法把网织得很密，用科技手段让你不敢腐”。

运转一段时间后，通过崇阳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平台发现的问题数量已大幅下降。“公职人员心里有数了，不该享受的东西就不能争。”李明举例，他父母退休后在农村生活，前段时间村里河道涨水，父母主动提出不领水灾补贴，“他们知道，只要领了补贴，就能查到儿子的名字，儿子是在职的公职人员，那就可能有麻烦。”

为了打造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平台，崇阳县前前后后已花了近300万元。县纪检觉得这笔钱花得值，相关人员2018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平台已为崇阳县挽回损失高达5000万元。

2016年12月到崇阳县取经后，湖北常德市澧县也打造了一个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平台，名为“澧州智慧监督管理云”。澧县纪监察委员委员刘长春告诉新京报记者，澧县的平台建设费用不足100万，“目前可以说是县级平台中花费最少的，但还在继续进行后续研发”。

刘长春介绍，平台对全县四万多名党员和近1万名监察对象的基础信息进行了全方位收集，解决了日常监督管理像“大海捞针、盲人摸象”的尴尬局面，自2017年运转至今，平台通过统计数据碰撞对比，发现各类疑为问题蛛丝马迹9100条，涉及资金近2000万元，澧县纪检已责成相关单位清理核实各类违规问题3720条，立案查处334人，收缴违纪资金810万元，澄清失实蛛丝马迹932条。

“从程序设计和运算规则设置来看，只要相关录入统计数据真实、完整、及时，准确率是100%，不会出现误报的问题。”刘长春说，在处理统计数据的过程中，他们反倒发现一些部门存在行政审批程序倒置、信息登记管理不规范、村（居）集体组织上报统计数据不及时（如去世人员信息）、闭门造车统计数据不真实等问题，于是专门开发了统计数据校验功能，对统计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分析预警。

3. 阻力

 难在打破统计数据壁垒

推广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公职人员最担心会泄露个人信息。

“当时要我们填许多信息，包括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大家有些疑虑。”邵阳市靖州彝族侗族彝族一位处级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县领导那时不断做工作，保证统计数据采集后是在一个封闭控制系统内运转，不对外公开，公务员们才安下心来。

2016年任湖北某县纪检书记的吴冬（化名）接到任务后，带头登记个人信息，“如果领导干部都不带头，其他人更担心”。

吴冬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当时提出，要对负责信息采集和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把这个放在第一步，谁泄露谁负责，他们都签了保密责任书”。

比起采集公职人员个人信息，更难的是要求不同政府部门共享统计数据，第一个吃螃蟹的崇阳县就遇到过统计数据壁垒。

“车管是一套控制系统，保密、不联外网，税务又是一套控制系统，工商、房产都是单独一套控制系统。”李明表示，对于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公务员的工作好做，老百姓也欢迎，最难的其实是说服政府部门开放统计数据。

“他们说，统计数据本来是在内网封闭存储的，现在如果给你们（纪检），以后泄露算谁的呢？”李明说，不愿开放统计数据的政府部门一方面害怕追责，另一方面也有特权价值观，觉得交出统计数据就是交出行政权。

崇阳县纪检只好把各部门召集在一起开会，统一价值观，说搞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让百姓明白，让干部清白”，对维护基层公职人员的形象有好处，而且纪检只是使用信息，并不负责信息登记和审批，没有影响职能部门的任何行政权。

得到崇阳县委书记明确支持后，纪检“TG106”，酸二钠多次严格执行仍不愿开放统计数据的部门提出“不换价值观就变阵”。

“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需要各个单位基础统计数据库的支撑与配合。”刘长春称，据统计，全省各级政府部门掌握着三千多个统计数据库、80%的社会信息统计数据，但是相互连通的统计数据库不到30%，“一部分职能部门打着‘保密’的幌子推脱，实质上是不愿‘晒’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杜家毫书记批示以后，（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推行起来就更有依据了，基本打破了统计数据壁垒。”李明称，目前邵阳13个区县已全部建立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平台，统计数据全部导入市一级“互联网+监督管理”云计算中心。

4. 升级

 瞄向“唐僧肉”

不仅是湖北，贵州、江西等省份一些县（区、市）也进行了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的探索，焦点集中在民生资金领域。

2017年12月，长春纪监察委员找到方金云的团队，提出一个特别的需求：除了民生资金，他们还希望围绕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大统计数据监督管理，焦点在招投标和政府采购。

这与方金云的想法不谋而合。方金云做过一个分析，国库资金扣除“三公”消费、工资福利支出等项目后，剩余部分约10%作为民生资金拨付给老百姓，约90%是用于工程建设。“（政府投资项目）这一块才是大头，贪污腐败高发，许多人想吃‘唐僧肉’。”

之前在为湖北宁乡打造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平台时，方金云的团队也设计了围绕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督管理控制系统。方金云原本对招投标一窍不通，也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设计算法。于是，研究团队和负责招标的基层公务员开会，请教建筑公司的老板们，终于获知其中窍门。

例如，可以通过大统计数据分析寻找多次一起出现，甚至局域网地址都一致的招标单位和投标人，因为如果几家公司总是一起竞标，且总是其中一家中标，就有围标的可能。

但因为相关招投标统计数据归属于长沙市，其下辖的宁乡市纪检无法获取，所以这套控制系统在宁乡仅发挥了部分功能，缺失了招投标模块。

与长春市纪监察委员合作后，控制系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功能得以补齐。“2016年以后的招投标统计数据我们全要过滤一遍。”方金云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在长春市纪监察委员的安排下，方金云团队的技术人员还与七八名被留置的官员做了访谈。据《新京报》报道，长春市纪监察委员的一名领导称之为“捉贼要向贼学习”。

一名被留置官员事无巨细地总结了招投标过程中的猫腻，包括监理公司替投标公司制作标书、评标专家分数作假等。技术人员将这些问题融入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控制系统，通过对数百家公司、上万个标段的分析，找到了52家公司、69个标段的问题。

2018年末，长春市纪监察委员与中科院计算所联合建设的大统计数据监督管理技术实验室建成。2019年初，长春市纪监察委员开始向各政府部门讲解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监督管理项目，截至目前听众超过3300人，其中不少是处级以上官员。

5. 未来

 能否间歇性推广？

2019年1月，“网络化大统计数据关键技术及纪检应用”由中科院提名，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项目首席科学家正是方金云。

公示材料显示，该项目已在纪检反腐倡廉工作中全面应用三年以上，支撑了包括邵阳、宁乡、长春、修水在内的30个不同类型县（区、市）的纪检业务控制系统信息化，实现了对所有国库支付资金、民生资金、扶贫资金、政府投资项目、小金库、加油卡等涉及民生领域的全覆盖，共发现问题蛛丝马迹三十一万余条，涉及金额八亿多，涉及人员五千多人，发现政策漏洞311处，制定政策文件298件。

方金云说，这些年他一直战战兢兢，“我们一直是在探索，没有谁说它百分百是对的，也没有谁说它百分百错”。

但方金云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统计数据就是行政权的媒介，各个单位的统计数据实际上就记录着它们行政权运转的抛物线，（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的）理论基础就在这儿。”方金云对新京报记者说。

“在当今信息量‘爆棚’的时代，庞大的统计数据信息靠人工分析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刘长春相信，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目前只能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起步，但在未来会成为一种趋势。

也有地方性纪检人士担心，大统计数据反腐倡廉技术班莱班县在全省间歇性推广，将会遭遇强烈反弹，“毕竟刺痛了许多人的利益”。

方金云安慰他们，“对于过去一些贪污腐败‘存量’，干部们提心吊胆，担心受到牵连，大统计数据扫过一遍以后，有问题的主动交代，从宽处理，干部们普遍感觉轻松了。”在方金云看来，大统计数据不仅监督管理干部，同时也保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