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与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的远程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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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赋予和增强了当代青少年多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与信心。青少年如何在新闻信息刺激下进入公共领域是一个亟需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以1293名12-19岁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青少年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网络政治效能感、政治讨论及潜在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了；（2）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分别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中具有中介作用；（3）除了单独的中介作用外，网络政治效能感与政治讨论两者间的传递和联合作用还形成了远程中介作用。通过聚焦于青少年的认知发展特点，本文明晰了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逻辑，构建了理解青少年政治参与的“使用-效能-讨论-行为”理论模型。

作者简介

黄欣欣，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前我国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与政治社会化研究”（项目编号：19AXW010）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社交媒体和智能算法的迭代发展，赋予和增强了当代青少年多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的信心与能力（季为民，2020）。除了强大的动员作用外，社交媒体还不断冲击和改写着当代青少年政治参与的内涵与形式。与传统政治参与（如投票和政党活动）相比，以网络点赞、转发和评论为代表的潜在政治参与（latent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日益成为当代青少年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Bennett，Freelon & Wells，2010：393）。可见，在社会资源、历史文化和制度因素外，媒体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正如托夫勒（Alvin Toffler）对传播技术的预言，日益彰显。

政治参与并非由媒体简单动员而成，作为公民表达政治立场、试图影响政府相关决策的重要政治行为，它还受制于政治讨论和个体对自己参与政治生活能力的信心（政治效能感）（Caprara，Vecchione，Capanna & Mebane，2009）。一方面，讨论是一个涉及争议、协商和达成共识的过程（Rawls，2001：478）。另一方面，个体的政治心理在参与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由于不同领域对个人能力和技能要求的差异，个体效能感的强弱还会随特定的事件、情境甚至时空而变化（Bandura，1997）。然而，当前国内外对政治效能感概念的使用或测量多采用内外维度进行划分，几乎不涉及情境性，模糊了政治效能感在一般情境和特殊情境下的差异，存在概念泛化等问题。对青少年而言，相比充满规则和规范压力的现实生活，在网络空间下的政治效能感可能比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效能感更强。换言之，青少年在网络上会对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评价更高，这将驱动他们分享政治经验、进行政治讨论及参与政治生活。

既然数字媒体拥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而政治讨论和政治效能感都是影响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那么，它们在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间共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遗憾的是，国内外研究还未有相关探讨。基于此，本文以1293名12~19岁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入“网络政治效能感”（online political efficacy）概念，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在社交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以延伸和拓展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影响机制的认识。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参与内涵的外延：青少年的潜在政治参与

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政治文化的历史基因决定了中国政治参与的内涵与形式。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与纳尔逊（Joan Nelson）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各种活动或政治行为”（亨廷顿，纳尔逊，1976/1989：5）。在此概念指涉下学者们关注的是正式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宁晶，孟天广，2019）。然而，我国除了制度化政治参与外，还存在大量维护个人或群体权利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Shi，1997：58）。近十年，伴随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生态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我国的政治参与内涵进一步扩大（吉登斯，1998/2000：95），“公共精神”的理想之光在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中涓涓不壅。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得到持续强化（胡荣，2015；卢春龙，2021）。这一变化在伴随着各类社交媒体出生和成长的青少年身上表露的更为明显。

长期以来，我国青少年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在政府或学校的号召下进行。这种“官方政治动员——青少年被动参与”的模式，导致青少年政治参与存在“知行脱节、消极应对和功利化倾向”（彭榕，2011）等问题。随着社交媒体在青少年生活、学习、交往的各个时空场域的蔓延和渗透，其低门槛、全方位和全时空等特性，极大地调动了青少年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他们可以玩转社交媒体的各项功能，运用各种符号形式，通过信息浏览、点赞、评论、转发等形式，表达自己对重大公共事件、教育政策的态度、观点和立场（燕道成，2017）。有学者指出，当代青少年逐渐从政治参与的被动者，转变为“网络公共空间中个人意志的积极表达者、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网络舆论的积极助推者”（李济沅，孙超，2022）。

显然，用既有“制度化-非制度化”类型划分标准来分析青少年的政治参与已不相宜。有学者指出，在数字时代，年轻人已从强调传统政治参与的“尽职公民”（dutiful citizenship）风格，大幅度转变为“实现公民身份”（actualizing citizenship）的风格，即日常通过网络点赞、转发和评论方式进行政治立场表态（Bennett，Freelon & Wells，2010：398）。Ekman和Amnå（2012）将这类活动称为“潜在政治参与”，即人们从事一些与政治有关但又非旨在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立场。而将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定义为“显性政治参与”。与过去相比，我国青少年在政治参与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存在缺乏深度、非理性等问题（彭榕，2011）。初中和高中阶段正是青少年学习的关键时期，学业压力大带来的时间不够、精力不足和兴趣低等问题（燕道成，2017），使他们的政治参与远离了需要时间和经济成本的传统政治参与，基本停留在简单的参与方式上。这与Ekman和Amna定义的“潜在政治参与”内涵本质相同。基于此，本研究将遵循Ekman和Amna的做法，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交媒体中青少年的时政信息浏览、点赞、转发和评论等潜在政治参与上。

（二）绝缘体与导电体：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与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

社交媒体在社会各领域的快速渗透引发了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社交媒体愈渐成为突破社会管控、扩大政治参与、实现技术赋权的工具（郭小安，张伟伟，2016）。然而，批判理论家也指出，社交媒体虽然为政治活动提供了新的平台，但它也为非政治活动提供了新的空间，包括娱乐活动或非政治社会互动（Ekström，2016）。媒体“积极论”与“抑郁论”的纷争，使部分学者更加关注社交媒体使用情境。

随着数字通讯技术的发展，公众的新闻接触方式除了主动寻求外，还可以在智能算法和新闻推送下不经意接触到社会或政治讯息。有调查表明，偶遇式新闻接触正逐渐成为年轻群体的重要新闻消费方式。与主动获取讯息相比，偶遇式新闻接触是指社交媒体上被动或“无意图的新闻接触行为”（李彪，张雪，高琳轩，2021），它有助于“实现信息生产和个体需求之间的精准配置，解决信息过载情况下社会信息生产过剩与个体有效信息获取匮乏之间的矛盾”（张龙辉，肖克，2021）。相较社交媒体中各类娱乐性新闻，大部分青少年对政治新闻的兴趣普遍较低（燕道成，2017），很少主动去寻找相关讯息（彭榕，2011）。而基于智能算法的新闻推送和热搜榜等信息分发方式将起到平衡器作用（equalizing effect），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青少年接触政治信息的概率（Ardèvol-Abreu，Diehl & Gilde Zúñiga，2019），扩大他们了解公共事务的机会，刺激政治参与（Boulianne，2018）。基于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1：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青少年的潜在政治参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从泛情境到具体情境：网络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政治参与并非由媒体简单动员而成。社会认知理论（SCT）指出，在人类行动的过程中，没有一种机制比自我效能感更为重要或普遍（Bandura，1977），公众采取政治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认知层面的政治效能感，即人们对自己在政治领域表现能力的信心（Caprara Vecchione，Capanna & Mebane，2009）。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的社会建构作用愈加突出。有学者认为公众的政治效能感可以通过了解新闻报道或媒体上的他者经验间接形成（Bene，2020）。并且在媒介化社会，这种来自媒体的间接经验对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力很可能远超个体的直接经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中无意接触到各类热点新闻，研究者还发现，类似新闻推送、热搜榜等偶遇式新闻接触也将有助于提高用户的政治效能感，为公民参与民主进程创造了额外的途径（Park & Karan，2014）。既然政治效能感是政治参与的先决条件，媒体在政治效能感塑造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学者据此建立起“媒体使用-政治效能-政治参与”的理论链条（周葆华，2011）。

值得注意的是，在SCT中效能感并非是一种无语境的泛化概念，相反，它应根据特定情境、场景甚至时空进行定义（Bandura，1997）。从国内外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就各自研究内容对效能感进行了类型划分。还有一些学者以评判对象为基准，将政治效能感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Lane，1959：149）。但上述两种分类法都缺乏对不同情境下效能感的关注，如网络空间中的政治效能感。这不仅模糊了公众政治效能感在不同情境下（如线上和线下）存在的水平差异，也无法客观反映公众政治认知水平在信息技术发展下出现的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媒体“积极论”和“抑郁论”纷争。

在研究中区分不同时空下的效能感是必要的。2009年Fumiko Sasaki在世界互联网会议（WIP）上提出了“网络政治效能感”概念，即“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给公民带来了政治赋权的感觉或信心”（Sasaki，2016）。他认为，在涉及网络媒体研究中，“网络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比宽泛的“政治效能感”概念更加科学和稳健（Sasaki，2016）。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的政治效能感很可能比一般情境中的要高。因为与线下环境相比，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为青少年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参与渠道，弱化了对社会规范压力的感知（Masullo Chen，Ng，Riedl & Chen，2020）。这些都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政治效能。因而，本研究将使用网络政治效能感概念代替既往研究惯用的泛环境下的政治效能感。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遵循国内研究传统，以Campbell等学者提出的政治效能感概念（Campbell，Gurin & Miller，1954：117）为基础，并以网络空间为具体情境，来概念化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下的政治效能感，即“在网络空间下个人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解决效率，以及对网络舆论影响政治进程信心的综合评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见图1）：

H2：网络政治效能感在青少年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与潜在政治参与间具有中介作用；

（四）从模糊到清晰：政治讨论的中介作用

社交媒体的迭代发展给公众观点讨论和意见交流带来了诸多机会。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网络民意上还展现出积极的回应姿态。一方面，不断改善互联网管理模式（闵晨，陈强，王国华，2018）、允许对基层或地方政府的批评；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平台积极回应公众的批评和诉求（李锋，孟天广，2016）。以上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担忧，有助于激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讨论热情。此外，对于当代青少年而言，密集的信息刺激成为了一种生活常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们更容易在讯息的刺激下做出反应，更愿意为社会公平和个人权利第一时间发声。因而，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我国青少年的政治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能具有积极作用。

公众日常的政治讨论对其今后政治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罗尔斯指出“谈话是一个涉及争议和协商的决策过程”（Rawls，2001：498），而私人空间的谈话更是为“其他类型政治参与提供了基础、资源与氛围”（周葆华，2011）。通过与他人讨论政治和公共事务，青少年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信息，将自己原本模糊的立场一步一步地具体化为明确的态度、甚至行为（Lee，2017）。既然政治讨论可以显著预测人们的政治参与，而社交媒体又为政治讨论提供了丰富的话题，鼓励可能不会发生的政治谈话，那么，政治讨论可能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和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之间扮演着中介桥梁的角色。考虑到我国青少年涉世未深，故本研究将聚焦于强关系间的政治讨论。基于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见图1）：

H3：政治讨论在社交媒体新闻偶然接触和潜在政治参与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五）从单一到连续：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的远程中介作用

既然政治讨论和网络政治效能感都是影响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而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又对它们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那么这两者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和潜在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如何？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对这两个中介变量的关系进行过探讨。

一般来说，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闵晨，陈强，王国华，2018）。遵循这一逻辑，网络政治效能感作为公众重要的政治心理，很大程度上将通过促进公众的政治讨论，进而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这与最新的“刺激-反应”扩展模型相呼应（O-S-R-O-R），都认为媒体、政治心理与政治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还存在着其它制约因素。因此，本文提出了关于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的远程中介（distal mediation）研究机制，认为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在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间的中介作用不是相互独立的，网络政治效能感可能是政治讨论的前置因素，两者共同构成了远程中介作用。总的来说，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通过提高公众在网络空间下对其政治能力的信心，为公众的政治参与奠定重要的心理基础。同时，这种政治心理还有助于促进公众与他人的观点交流和碰撞，吸收和转换成明晰的政治立场和意见，进而促成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基于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见图1）：

H4：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与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之间发挥着远程中介作用。

三

研究方法

（一）抽样方法及样本情况

当前有关青少年与社交媒体使用问卷调查，大多都在某一城市进行，很少进行跨城市或多城市的实地调查（燕道成，徐蕊，2017）。除了考虑成本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青少年这个特殊群体在接触上存在难度。青少年生活轨迹单一，学校和家庭作为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都给予其最严格的保护，外界很难有机会与其交流。根据学术伦理规范，调查机构也无法将该群体纳入其人员库。这些因素都使完全随机的抽样方法在相关社会科学研究中很难实现。故本研究最终选择以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配额抽样为主的多阶段抽样法进行实地调查，以求达到最理想的样本。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10-19岁的人划分为青少年，我国与这个年龄段相对应的群体，主要处于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故本研究选择我国大陆12-19岁的中学生群体作为此次调查对象。调查主要分为前测和正式调查两个阶段。前测阶段为2020年11月1日至30日，面向武汉市185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1月30日为本研究正式调查阶段。参考以往全国调查惯用方法（樊浩，2009；卢家银，2017），本研究依据我国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先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再据2019年国家统计局的GDP排名，将大陆各省级行政区划分出高中低三个层次，按照地域、城市的层级，最终随机选取广东省广州市（东部，GDP高水平代表区域）、湖北省武汉市（中部，GDP中等水平代表区域）和甘肃省兰州市（西部，GDP低水平代表区域）作为调查区域。除以上每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外，本研究还依据地方最新统计年鉴，在每个省随机抽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市（县），最终选取广东省惠州市、湖北省枝江市和甘肃省榆中县。正式调查最终在以上3省6市（县）中进行。

在具体实施阶段，本研究在所选六个城市中分别随机抽取两所中学，再通过整群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式，以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网民性别作为配额标准，以班级为单位在每个学校抽选相应人数的初中和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人员在学生活动课时间向选中班级的学生发放问卷，并对部分题目进行必要的解释，总共发放1508份问卷，其中湖北省493份，广东省505份，甘肃省510份。所有问卷回收后对不合格问卷进行剔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293份。其中，广东省408份（31.6%），甘肃省438份（33.8%），湖北省447份（34.6%）；男性660名，占51%，女性633名，占49%；年龄分布在12~19岁之间（M=15）；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和高中学生分别为574名（44.4%）和719名（55.6%）。

（二）变量测量

潜在政治参与。参考Li和Chan（2017）对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大学生线上政治参与的调查量表，并结合本文对潜在政治参与的界定，本文用3个指标聚合成一个综合指数，来测量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的潜在政治参与。具体询问受访青少年过去一年来，是否在线上参与过以下政治活动：（1）访问政府官网或政务新媒体（如共青团中央）；（2）点赞或转发热点时政新闻；（3）评论或发表关于热点事件的观点。受访者需在5级李克特量表中进行选择（1=从不，5=很多），三项得分相加取均值后为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得分（M=2.60，SD=1.06，α=0.83）。

网络政治效能感。参考Chen、Bai & Wang（2019）对网络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本文从内部、外部和集体三个层面，测量被访青少年在互联网平台对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信心、对政府部门社会问题回应效率，以及网络舆论对相关政府部门影响力的综合评估。具体询问受访青少年是否同意下列陈述：（1）通过互联网，我能更方便理解公共事务；（2）通过互联网，管理部门对老百姓的回应更及时有效；（3）如果网上形成热点舆论，会迅速引起政府的重视。受访者需在5级李克特量表中进行选择（1=非常不愿同意，5=非常同意），三项得分相加取均值后为青少年的网络政治效能感得分（M=3.69，SD=0.83，α=0.83）。

政治讨论。由于本文聚焦于青少年在强关系中的政治讨论，并且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复杂性（燕继荣，2004），往往涵盖了政治、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故在参考Vaccari和Valeriani（2016）对大学生政治讨论的测量量表的基础上，本研究具体询问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以下方式谈论社会公共事件、政治政策等新闻信息的情况：（1）和家人、朋友或同学在讨论时政话题；（2）同别人讨论自己关于公共事务的想法；（3）在课堂、班会或小组会中提及或讨论时政话题。受访者需在5级李克特量表中进行选择（1=从不，5=很多），三项得分相加取均值后为青少年政治讨论的得分（M=2.64，SD=0.96，α=0.82）。

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参考Kim、Chen和De Zúñiga（2013）与Ardèvol-Abreu，Diehl和Gil de Zúñiga（2019）对社交媒体信息偶然暴露的测量。本研究具体询问受访者在社交媒体中通过以下方式偶遇时政新闻的频率情况：（1）APP推送（如自动弹出）；（2）通过热搜榜获取（如微博热搜、贴吧热榜）；（3）通过明星、微博大V、网络主播等偶遇新闻。受访者需在5级李克特量表中进行选择（1=从不，5=很多），三项得分相加取均值后为青少年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得分（M=2.53，SD=1.02，α=0.75）。

（三）信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结果（数据）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通过将研究中所有相关题项导入分析得出，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网络政治效能感、政治讨论和潜在政治参与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分别为0.747、0.827、0.823和0.833，均大于标准值0.7（Hair，Sarstedt，Ringle & Mena，2012），说明以上题项都具有较高的信度（见表1）。

效度是指对事物测量的有效程度，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则效度越高。如表2所示，本研究各变量的收敛效度（AVE）均符合要求（>0.5）。且每个变量AVE根号值基本大于与其他变量相关值，表明每个变量皆具区别效度。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研究对实证分析涉及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通过计算实证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若系数等于或大于0.8的阈值，则认为存在多重共线性。计算结果表明，各变量间的系数均未超过0.8，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

实证分析与检验结果

（一）整体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分析

本文运用AMOS 21.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构建外生潜变量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与内生潜变量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对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路径分析。拟合指数代表了模型与调查数据的适配性，本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率（Chi-square/df ratio），即X2/df为2.66（<3），NFI、AGFI和CFI分别为0.932、0.958、0.956，模型适配度上佳；RMSEA=0.036（<0.08），综合以上数据可知，各拟合指标的修正参数均符合可接受标准的参考值（见表3），表明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与数据的整体契合度较高，模型适配度良好，无需进行进一步修正，可进行假设检验。

（二）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的现状

图2显示了网络空间中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的总体现状。如果以任意一种方式来衡量的话，网络空间中青少年有潜在政治参与经历的比例较高，达到了85.3%。若将访问政务新媒体、点赞或转发热点时政新闻，以及评论或发表关于热点事件的观点三种方式相比较，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的最主要方式点赞或转发热点时政新闻（85.3%），其次是评论或发表关于热点事件的观点（73.6%），最后是访问政务新媒体（72.5%）。

如图3所示，青少年的网络政治效能感整体水平较高（M=3.69）。在三个测量网络政治效能感的题项中，约六成（54.4%~67.7%）左右的受访青少年均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其中，对“政府部门对老百姓的意见回应更加及时”的得分最高（M=3.76），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青少年对政府部门线上办事效率的认可。其次是对互联网有助于个人更加方便理解公共事务的认可。进一步的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高中生的整体网络政治效能感显著高于初中生（t=-3.26，p<0.01），并且这种差异也同时存在于网络政治效能感的三个维度上。

图4显示了青少年政治讨论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在政治讨论的三种方式中，和家人、朋友或同学进行讨论是青少年最青睐的方式，接近九成（89.5%）的被访青少年表示曾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过政治讨论，超过三成（32%）的还经常通过此方式进行时政讨论；其次是向家人和朋友以外的人进行讨论（83.1%），最后是在课堂或班会中进行集体讨论（76.3%）。

（三）直接效果假设检验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时，研究加入性别、家庭月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132程度、出生地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网络政治效能感（β=0.181，P<0.001）、政治讨论（β=0.102，P<0.001）和潜在政治参与（β=0.051，P<0.05），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具体而言，对青少年政治讨论的影响最强烈（标准化后β=0.234），其次是网络政治效能感（标准化后β=0.149），最后是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标准化后β=0.051）。假设1由此获得经验数据支持。

除了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外，网络政治效能感（β=0.158，P<0.001）和政治讨论（β=0.726，P<0.001）对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两者标准化后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92和0.814，远大于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与潜在政治参与的标准化系数0.051。这表明在增强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方面，除了社交媒体因素外，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结合前述统计结果，可以初步推断，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分别在青少年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和潜在政治参与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此外，网络政治效能感对政治讨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56，P<0.001），这意味着两者的中介作用并非独立的，很可能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和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之间形成远程中介作用。

（四）单一中介效果检验

为检验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的中介效果是否显著，本文根据Taylor等学者提出的Bootstrap法，先估计中介效果的标准误及非标准化系数，再计算中介效果的信赖区间和显著水平（Z值）。通过Bootstrap程序，本研究在95%置信区间下重复取样5000次，用ADF（Asymptotically distribution-free）（samples>1000时）进行估计，得到标准化估计值及其标准误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网络政治效能感（β=0.029，Z=3.22，CI=[0.013,0.048]）和政治讨论（β=0.191，Z=6.37，CI=[.136,.253]）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和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之间均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且由于假设1已被验证，即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故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果属于部分中介作用。可见，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不仅能直接正向影响青少年的潜在政治参与，还可通过增强网络政治效能感，或者提高政治讨论频率，间接地促进青少年的潜在政治参与。假设2和假设3由此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持。

（五）远程中介效果检验

由于Amos只能直接检验单一中介效果，对多个中介效果的检验只能在语法栏中创建相应代码实现，故本研究对远程中介效果的显著性检验通过语法代码实现（见图5）。

结果显示（见表5），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SMINE）对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LFPP）的影响，不仅可以通过网络政治效能感（OPE）或政治讨论（PD）的单一的中介作用实现，还可以通过网络政治效能感对政治讨论的促进作用实现，四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典型的远程中介模型（β=0.034，Z=3.778，CI=[0.018,0.054]）。换句话说，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依次中介了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和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由此，假设4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持。

五

结论与讨论

数字化浪潮给当代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进程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践行者，青少年的政治参与关乎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张明新，黄欣欣，2022）。调查结果初步显示，被访青少年的潜在政治参与（M=2.60）和政治讨论（M=2.64）水平不高，处于中下程度，但其网络政治效能感较高（M=3.69），多数青少年都认为在网络空间下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高网络政治效能感和低政治参与水平”的“倒挂”现象成为被访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为进一步理清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少年政治参与的内在机制，本文基于3省、6市、12所中学1293名青少年的线下问卷调查，考察了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青少年网络政治效能感、政治讨论与潜在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和路径机制。

（一）研究的主要发现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越频繁，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水平越高。随着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消费方式的流行，有学者提出“新闻找到我”（news finds me）效应（Toff & Nielsen，2018），即用户很少主动搜寻讯息，也能够通过社交媒体的推送和排行榜等功能获得重要新闻。这将有助于增加用户时政新闻的知识积累，为他们进行政治讨论和潜在政治参与提供基本的资源与机会。并且，与无目的浏览新闻不同，基于智能算法和热度值精准推送的偶遇式新闻，更易满足用户的个性化新闻“口味”，引起他们对相关讯息的兴趣，进一步模糊公私之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边界（Xenos，Vromen & Loader，2014）。这意味着，通过技术赋权（郑永年，2014：10），青少年“从原来的受动对象和权力客体地位，转换为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能动者”（黄月琴，2015）。对于那些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来说，进入政治领域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而是非常随意的日常小事（Norris，2001：112）。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为社交媒体在政治领域的补偿功能进行了背书。

其次，网络政治效能感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潜在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换言之，基于算法的社交媒体新闻推送可以通过增强网络空间下的政治效能感间接提升青少年的潜在政治参与水平。国外学者常常指责媒体机构为博取眼球争相报道竞选人或政党的负面新闻，极大损伤了公众的政治效能感（Baumgartner & Morris，2006），使政治犬儒主义（political cynicism）蔓延。我国在这方面恰恰相反。尽管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我国新闻舆论工作带来诸多挑战，但媒体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内容传播和舆论引导方面依然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管控。此外，近几年我国政府的新媒体政务能力得到了较快提升，公众在网络中的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和回应（臧雷振，劳昕，孟天广，2013）。根据社会认知理论，这些积极的直接或间接经验都有助于提升用户的政治效能感。也就是说，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推送获取新闻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获得良好的直接或间接政治参与体验，因此更有可能对自己在网络空间中政治能力充满信心，从而更愿意参与公共政治生活。

第三，政治讨论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和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基于算法的社交媒体新闻推送，可以促进青少年与家人、朋友和老师进行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进而促进潜在政治参与的发生。这表明，在媒介化社会下，以家庭、学校和朋辈群体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化机构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但相比传统媒体时代被动的教导模式，社交媒体环境下的青少年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新闻讯息，主动与家人或老师进行信息分享，以信息层面的“数字反哺”为引，进行更深入的观点交流和学习。通过讨论，原本模糊的观点将慢慢转化成清晰的态度，为进一步的行动提供了内在动力。

最后，更为重要的发现是，除了单一的中介作用外，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还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与潜在政治参与的关系中发挥着远程中介作用。具体来说，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可以通过网络政治效能感对政治讨论的影响进一步刺激政治参与的发生。青少年的自我和社会认知正处于发展阶段，相应地，他们的行为反应也是在学习和模仿中不断成长的。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在增强青少年对其政治能力信心后，可能会引导低水平的政治行为，并在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更高水平的政治行为。

（二）研究的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细化了媒介使用方式，深化了媒介政治效果研究。既往研究在考察媒介效果时，更多关注媒介使用的强度、类型、动机和内容，忽略了新技术发展中衍生出的新的信息消费方式。本研究通过对在年轻群体中趋向流行的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的考察，促进了智能算法发展背景下社交媒体使用政治效果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其次，本文通过引入网络政治效能感概念，指出在研究公众线上政治参与时，区分政治效能感情境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效能感不是一个宽泛的无语境的概念（Bandura，1997）。然而，既有研究在使用“效能-行为”理论模型时，对效能感的考察习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进行划分，忽略了区分情境性的重要性。对模型中关键变量使用的模糊或泛化，虽然不会对模型整体效果有决定性影响，但可能会错估各个变量在模型中的权重，有碍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本文通过对政治效能感情境性的限定，引入网络政治效能感概念，将其从泛情境下的政治效能感脱离出来。这不仅有助于清晰揭示公众在网络环境下效能感对其行为的路径效果，还有助于回应媒体政治效果“积极轮”和“抑郁论”的纷争。

最后，本研究还证实了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的远程中介作用，在我国政治文化背景下提出了认知与沟通远程中介理论模型，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了我们对青少年政治参与行为的理解和认识。既有研究习惯围绕认知中介模型或沟通中介模型来讨论媒介使用与行为之间的内在机制，将效能感和人际讨论作用看做是两组独立的中介机制，单独考察它们与媒介使用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应将二者看做是一个连续的反应过程，因为媒体使用的刺激效果并非仅通过认知或沟通中的一个来实现，更可能通过两者之间的传递和联合作用来影响参与行为，最终构成“使用-效能-讨论-行为”理论链条。

（三）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基于政治心理和社会资本视角，本研究试图用调查数据管窥社会转型和数字媒介升级压力下，青少年政治参与的发展情况和内在作用机制。显然，量化研究存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我们的研究只解释了社交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进行的政治参与，而无法解释一些青少年为什么不进行政治参与。其二，本文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力求达到最佳的随机抽样结果，但只从东、中、西部各自抽取了一个省份，相对于我国省份总数而言，覆盖率并不高。其三，本文数据为截面数据，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未来的研究除了要通过田野调查探寻数据背后更为复杂的因素和不断提高样本的随机代表性外，还应通过面板数据明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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